有电脑的地方,你就听得到有人说:“这软件可真不赖,正是我要的”“要我为你拷贝一份吗﹖”据美国SPA(SoftwarePublisher'sAssociation)估计,目前世界上在用的软件,有一半是非法海盗版,使得软件界每年损失20亿美元之多。

软件不用钱﹖

干这种坏事的,不只是满脸横肉的海盗,以及在亚洲大量复制之后再输入欧美的雅痞,真要怪的应该是我们所有人。常常办公室里买来一套文书处理程序,不用多久,就见所有电脑都在用;不然就是拷贝一份在家里和办公室,走到那里都有得用。反正拷贝来的程序同样办事情,干什么要花钱买﹖

免费拷贝软件

所以从六年前开始,Stallman成立这家基金会的主要目标,就是促进他的软件共用的想法。在一个软件共用的社会理,人人都可以拷贝软件给他朋友用!Stallman说:“我决定一定要干到底,即使是由我自己来写这样的软件都行。”

将一个一个的码拼成一套电脑软件,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件难事,但是对Stallman 来说,就同张口喝杯水般容易。有人说,Stallman 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伟大,软件写得最多的程序设计师,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,FSF已经推出成打的程序设计工具,其中有许多比市面上类似的商品优越得多,也广受欢迎。甚至一些有头有脸的厂家,如HP和DEC等,也采用过他的程序,纳入他卖给你我的电脑系统里。

程序中最有名的是EMACS,这是一种功能非常强的程序,在电脑界流传很广,很多人都在用它;EMACS可让程序设计师从事广氾的工作:由编辑档案到玩游戏,使用者可以轻易地任意去修改它,也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加进去。

Stallman 不单自己一个人在叫著免费的软件的行动,他已经搧出一阵风,让许多人都支持他,为他撰写免费软件并提供帮助。虽然由这些人所撰写的大部份程序,只是现有免费软件的一些修改版本而已,但也有不少程序是有计划地开发出来的,而且一切都免费,你尽可拷贝去送人,不必怕像Bill Gates等拜金主义者会来找碴。

Stallman鞠躬尽瘁

Stallman说,他要做出一系列乱棒的免费软件,好到让厂家们只要不用它就会倒店的程度!他希望由这项努力,把使用者从电脑软件教父和暴发户们手中解救出来,重见当年玩家们(hackers)的理想。

每道程序都包括一些绝对不能有错的指令,及一些对指令的解释。所谓的指令和解释,被写程序的人统称为"source code"。在早期电算时代,厂家卖软件时,也包括source code,才能让懂得程序设计的人知道,买来的程序是如何做事法,当然也可以修改它,好修理好毛病(bug)和添加些自己想要的新功能,甚至也能把程序的某些部份切开来重新组合。

但70年代和80年代里,软件市场暴增,厂家们开始不让人知道所用的source code,怕对手一夜之间将它改头换面,把原作吞了下来。RichardStallman 认为,这可是大错特错;把source code让大家知道,正是他推动免费软件运动的重心。他常常用两台激光打印机的事,来解说source code必须公开的重要性。

Stallman 从1971到1983年,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慧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。70年代的激光打印机大得同辆新尖兵一样大,所以Xerox送了一台Xerox Graphic Printer给AI实验室时,人们发现唯有AI实验室的九楼机房里,才找得到位置放它。实验室的人把它连上AI实验室自己开发的区域网络,于是在大楼里所有的人只要在各自的电脑上打些指令,就可以叫那台巨无霸打印机帮你服务。

它的列印速度蛮令人满意,只是有时纸印光了或夹了纸,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来。有时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东西,而有些人只要印一两张时,不得不爬上九楼,把打印机的控制改一下,使它先印一两张。于是一天就这样爬上爬下,没有人受得了。

幸好打印机送来时,Xerox把驱动程序的source code也随机附上,实验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机的驱动程序等功能作了些修改,于是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烦和汗水。Stallman 回忆地说:「把你要的列印做完了之后,它还会通知你;如果夹了纸或你想问些什么列印上的事情,它也会让你知道。」

到了1978年,一切都变了,Xerox再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机给AI实验室,但不愿再附上source code。Stallman 说:“因此我们没办法修改Dover的程序,于是整个大楼的列印效率又回到从前,Dover卡了纸或把纸印光了,你在下面也不知道。”

所以把source code收起来,不愿让买程序的人得到,所造成的不只是在打印机上的影响而已;例如一位炒房地产的人所用的会计程序,只能帮你处理十件房地产的帐目,如果你多出三家新房子的生意时,你的电脑程序就没法处理多出来的帐目。因此,若你没有程序的source code,你就是想请位程序高手来帮你修改,也没办法下手;唯有拥有source code的业者,才能为你提供修改,及给你新的版本。就像你买了一辆车,但只准一位机械师才能修理它,而他又住在另一个城里,一旦车子坏了就很麻烦。

当然,消费者可另选一种程序来用,但一般用电脑的人都有惰性,一旦用惯了某个软件,就不容易改变,况且还得花时间(即是金钱)去学用新的程序,吃亏的都是使用者。大部份程序资料都是用一种专属性的格式储存起来,而不与其他程序的格式相容,所以有时即使所用的程序有些问题,使用者也无多大意愿去改用其他程序。

直到最近,人们仍然碰上同样的问题:老在换用电脑和程序;这问题当然是出自作业系统。来自IBM的电脑,用的OS是VM,而Prime电脑却用PRIMOS;DEC则有成堆的OS,而且有时一种电脑有多种作业系统。

对硬件业者来说,这可是笔好生意,就像抱了一支会生金蛋的鸡一样。因为即使开拓不了新市场,业者仍然捉住一群不得不再买同牌子电脑的使用者,来跑他已经投资不少银子买的应用软件;到时业者开价多少就是多少,客户只好一直被业者牵著鼻子走。以客户的观点来看,事情就是这么回事,人生也就是如此,除了乖乖的交钱之外,一点法子也没有。但对做电脑研究的人来说,这种封闭式系统,简直是个大灾难,如果某人在一种电脑上写了个程序,你就没法在其他电脑上用它。

于是人们开始大谈opensystem,企图让使用者把各家厂牌的硬件、软件混起来用,使得电脑业界走上一条新的路子;相容性使得客户得到更多的服务和产品;而相互竞争也把产品价格压低下来。

所以,事实上开放系统就是Stallman想解放软件的想法;虽然不见得一切都是源自于他一个人的想法。而开放系统的实质,在于叫做UNIX的作业系统,和叫C的程序语言,这点看『热讯』的朋友比我还要懂,二者都是源自于70年代的贝尔实验室(Bell Labs)。

AT&T的KenThompson和DennisRitchie开发出UNIX,使它成为写程序的人梦想成真的作业系统。整个UNIX是由一些小的程序tool所组成,每个tool都有一定的功能,把这些tool组合起来,写程序的人就可叫电脑做出相当复杂的事情来。

但在UNIX上,仍然有不相容的问题。比如在DEC电脑上,用C所写的UNIX,与在IBM上的作业系统仍有少数的差别,与Honeywell的作业系统又有些不一样。所以在一个电脑上的UNIX所需的程序,也不见得能在另一种机器上用。

直到1976年,Thompson和Ritchie才突破这项困难。他们认为,虽然程序用C写是个不错的好主意,但仍然不够好。于是两个人乾脆开始用UNIX,完全取代电脑原有的专属性作业系统;也就是将所有采用开放系统的电脑,都直接以UNIX为作业系统。这点子现在看起来,根本是天经地义,但在当时,每种电脑都有它各自的作业系统,所以他们的想法的确相当偏激且具高危险性。

打从那时开始,UNIX已不只是个研究上的好材料。1973年,贝尔实验室里大约有25台电脑开始跑UNIX,不久UNIX就从这家电话公司扩散出来,到了1977年,已有500多处地方的电脑在用UNIX,包括125家大学,在柏克莱的加州大学就是其中之一。

UNIX在柏克莱开始走向新的里程碑,也显示如果使用者可用到source code,就可发展出一大堆文化来。当时和其他学校一样,柏克莱得花400美元,向贝尔实验室购买放在磁带里的UNIX系统和source code。但大学里的人不单只是去用它,两位杰出的研究生BillJoy和Chuck Haley开始修改UNIX。1977年,Joy散出去30份免费的BSD (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) UNIX版本,包括UNIX本身、一些程序及修正版本在内。

以后的6年里,BSD UNIX本身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单独软件,而功能也比原来AT&T的版本好得多,例如BSD UNIX有多工功能,同时执行不同的应用程序;AT&T的UNIX要求档案名称只能有14个字母;但柏克莱的版本可长达255个字母;而且加州柏克莱也为UNIX电脑开发出高速网络系统。如果两者真的比一高下,一定是BSD UNIX盖过原来的UNIX。但加州柏克莱对外只收拷贝的工本费而已,从不多收你的血汗钱。

其实柏克莱的版本并没有影响AT&T的UNIX 生意,由于BSDUNIX是源于贝尔实验室的UNIX,所以任何人要用BSDUNIX,都还得向AT&T购得source code的授权。AT&T开始瞭解UNIX是个摇钱树,1977年,UNIX的source code就值一万七千美元,到了1981年,价钱更涨到四万三千美元!

教育用的UNIX source code授权费用就低得多,约在一千美元以下。于是许多大学向AT&T购得执照,把一道送来的UNIX程序朝架子上一丢,而向加州柏克莱大学买BSDUNIX来用。

许多商家付不起几万美金买附有source code的UNIX版本,只好花几百美元买没有附source code的版本来用,既不能改它,也无法看到它是如何做事,但可以用它来撰写你自己要的应用程序。

让我们回过来再谈RichardStallman。在MIT里,Stallman和AI实验室也多多少少受到软件商品化的刺激。1970年的后半年,AI实验室挤满了学生、教授、和一些在高中和大学时候,来到实验室就一直没有离开的技术人员,个个热衷于程序设计和玩电脑,这些人狂热于电算的原因,主要是一台叫Lisp Machine的电脑和全新的作业系统,专门用来研究人工智慧。

为Lisp Machine开发的程序进展很快,只要任何时候有人发现了虫(bug),马上就有人前来抓虫;如果有人想在程序里加些新功能,使它能多做些有用的事,通常是说了就做;以前没有做过的就是好东西,而且一定要做出来为止。这就是Lisp Machine为AI实验室所带来的极盛时代。

1980年,一些AI实验室的玩家们,受到学术上进展快速的鼓舞,离开了AI实验室,而成立了一家Lisp MachineInc.(LMI);不久另一批人也跑出去,成立了第二家由AI实验室成员所组的公司Symbolics。两家公司都向MIT取得使用LispMachine的作业系统,合同上有句话特别强调:"任何在Lisp Machine上的改进,必须都归AI实验室所有"。虽然两家公司闹得很凶,但仍然得共享其甘苦和欢乐。只要任何人有所突破,大家都有权分享。AI实验室的玩家们都认为,Symbolics、LMI、和MIT的合作方式,应是软件开发的最好模式。

但到1982年,Symbolics的律师们详细的阅读早先公司与MIT的授权合约发现:任何人用了MIT的程序所开发的新软件,都属于MIT的,但MIT并没有权利去扩散这套新开发的软件;所以Symbolics开发出一套新的作业系统,她不愿MIT也让LMI分享。虽然Symbolics这套作业系统并不是好得不得了,但Symbolics这种新政策,已经完全破坏软件共享的好意。

Lisp Machine的发明人Richard Greenblatt 回忆,当时他和Stallman对Symbolics非常失望,而两人也非常丧气。他们从此拒绝与Symbolics有任何牵连,并且决定用行动来对付Symbolics。两人不眠不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,重新为Lisp Machine打造个比Symbolics还要好的作业系统。

以后的两年里,只要Symbolics推出任何新点子和新功能,Stallman就为MIT和LMI撰写比Symbolics还要好的程序供LispMachine用。这种作法,有时得花Symbolics整整两个月,才写得的程序,Stallman 只要几天就能写出类似但功能更好的程序。Stallman说他之所以这样做,主要是为惩罚Symbolics打破软件分享的诺言;他认为,这是对付Symbolics不守信的一场战争。

当Stallman 仍极力维护软件分享的信念时,他深深喜爱的AI实验室,也开始维持不住了,老的玩家们一个个离开,大部份被Symbolics和LMI吸收。Stallman 还记得那时的情形:Lisp Machine出了毛病,再没有人想去修理它,只好把它完全关掉,像个孤儿般丢�煲槐�,没人管它。他说:“那时AI实验室已经没法再支持下去,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,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,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”

Stallman开始觉得他这样与现实抗争没有什么意义,电脑系统的演化已经超越了Lisp Machine,它太专,生产起来也太贵了。Stallman终于看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Symbolics,而是整个不开放sourcecode的软件业界。于是在1984年,他决定开始反攻,他觉得只用他的高超技术,来惩罚那些背信而不开放软件的小圈圈之外,他应该要开创个新局面。

GNU 绝对不是UNIX,虽然所有的GNU软件都可以在UNIX下跑。谁都可以向Stallman 要GNU,所有GNU软件的source code,都可任意地拷贝给任何人,Stallman 不愿用GNU来搜括人们口袋的血汗钱。

不过Stallman 最担心的,是怕一些厂家把他写的作业系统稍加修改,就宣称这种改良过的程序是新的发明,等被不肖厂商抢去,就成了专属性的程序。为防止这企图,Stallman创了个所谓"Copyleft"的授权办法。Copyleft可让其他人在GNU的程序上作任何的修改,但不得拷贝。Copyleft也要求任何要散布GNU程序的人,也须把source code也拿出来给人用,不过可以酌收一点费用。此外,如果新的程序也采纳任何已被Copyleft管制的程序片段,这新程序也就被"Copylefted"了。

虽然Stallman也预料,世上还是有像他这样傻的写程序的人,会前来帮他推动这项新的GNU计划,但一开始仍然只有他一个人。当他发现他原来在MITAI实验室的办公室,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,他就每天晚上都溜了进去─他总需要个电脑才能撰写GNU。久而久之,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。

当时AI实验室主任PatrickH.Winston虽知道有这回事,但他并不声张,因为Winston 始终不把Stallman 的辞职当真,只要Stallman 又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,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。

不要一年,Stallman 完成了第一套程序:GNU EMACS。它的编辑程序,比一般市面上UNIX的编辑程序功能好。EMACS的功能之强,你可用它来写程序,也可当场马上试试看:可读E-mail、可翻阅线上所有的文件,并有一道抓虫的工具(debugger,也是Stallman 写的),也可以玩游戏,行家们一看就知道GNU软件的厉害,于是就一一拷贝,一传十、十传百地传开了。

正如Stallman所料,玩家们陆续地为他的程序抓虫、添加些新功能。像写EMACS这样的程序最难的是在开头,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,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,然后精益求精,越改越好。目前已有几百种EMACS的副程序,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,从微电脑到Cray的超级电脑都可用EMACS。

由于EMACS的成功,Stallman 设立了个新的基金会: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(FSF);捐助FSF 和GNU 计划的厂商,也可享有减税的优待。单单1989年,FSF 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,基金会也因出售GNU程序的手册和电脑磁带,而赚了330377美元。此外,Stallman 也不再天天溜回AI实验室「借」用电脑,因为许多厂家已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,包括HP、Thinking Machine、Sony,甚至UNIX的老妈贝尔实验室,也贡献了不少设备。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,并把技术人员送到FSF 来向Stallman 学习,而且支付Stallman 的员工薪支。

FSF 就用这些钱来养14位基金会成员:9位程序设计师,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。虽然Stallman 自己不支薪,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,而饿著肚子为理想拼斗。FSF 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,这是一般厂商给薪的一半或三分之一。Stallman 之所以以低薪待人,原因不外─可多请几位有相同志向的玩家,来为理想而打拼。

目前GNU 在工作站和迷你电脑市场商很风光,许多工作站/UNIX和迷你电脑厂家,都把GNU 纳入他们作业系统,包括ConvexComputer、DEC、DataGeneral、SteveJobs 的NeXT等在内。

至今大概只剩下个人电市场还没有多少人用上GNU 。即使UNIX也一样,在PC市场并未展开起来。目前,你想在PC上用UNIX ,至少得花1000美元以上。但情况会有好转的一年,Stallman 估计,只要再一年让FSF 把PC用的GNU 搞通了, 你就可以在386或486机器上用不花钱的GNU !

如果EMACS已把电脑业界摇醒的话,下一回会再度让软件界图暴利的宝贝们吃不消的,将是Stallman的GNU C Compiler(GCC)。看热讯的朋友们,大概也无需我再介绍什么是compiler,总之compiler会把你要用的软件的sourcecode翻译成了machinecode,好让电脑了解如何为你工作。并非所有compiler都相同,你把同样的source code给不同的compiler,就会得到不同的machine code;有些compiler所给你的machine code,会比其他的效率高,有些烂的compiler,往往把错的machinecode给电脑,这时电脑就会出毛病了。

Stallman知道,他必须写出个好的compiler来,不然其他人不会去用它。但他也不一定硬要写个最好的出来,因为他的compiler是免费的,一离开他的手,不一会儿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好的compiler。因为是免费"copylefted"软件,Stallman 当然也会把source code附著compiler一道送。无庸置疑,一定会有玩家帮他把GCC(GNUCCompiler)改得更好,这也是Stallman 强调软件应该是"自由"的最好理由。

因此,目前GCC所翻译出来的machine code比市面上的其他compiler所产生的machine code都要可靠。许多使用者都知道,如果那位老兄一发现有虫,就可很快经由sourcecode找到并治好它,再主动输回Stallman 在FSF 的工作站里。所以FSF 几乎每个月都推出新的版本;软件。这也难怪,有些公司花了百万美元所开发的compiler,就是不敢拿出来面对几乎是Stallman一个人搞出来的GCC。例如Sun Microsystems对Stallman 很感冒,不单单拒绝采用GCC,而且绝口不愿提它。

说起来很矛盾,也许就是因为"Copyleft"的关系,GNU 的软件和GCC没有广泛的散布开来。大部份软件业者总觉得,才把软件卖出去一片,买的人一转身就拷贝一份送给朋友,实在不是味道,也没有什么道理,而且有人要source code你就得给他,实在是荒唐。这社会怎么养出个像Stallman 的宝贝。

在柏克莱搞UNIX的Mike Karels却说,其实他所写的软件比Stallman 的"Copylefted"软件还要"免费"。80年代中期以来,Karels在柏克莱Computer System Research Group (CSRG)已经把他们所搞的UNIX,同AT&T的完全分了家;到目前,Karels相信,已有"相当多"的code是CSRG所撰写的,而非AT&T的UNIX这种老东西。CSRG把这些程序让许多没买AT&T source code的业者完全免费使用,而不附加任何像"Copyleft"的条件;换句话说,这些厂家可以修改这些软件,也可将它当商品卖出去,而且卖时也不须为客户提供sourcecode。

所以80年代里,CSRG开发了一系列的UNIX程序,专门给网络上的电脑用,其它厂家可以买这种软件,有时将它改了些source code或添加了些新的功能,就可以当成商品再卖出去。所以到目前为止,几乎所有UNIX 业者,都卖各自修改过的柏克莱UNIX网络软件,但不是一定有义务附上source code。

Karels说:“如果一定得为顾客提供网络用的sourcecode,情势决非今天的情况,业者一定会被吓跑掉,而且也没多少人愿意去看那单调的source code。所以业者没有必要一定得将它给顾客。”

不过,如果使用者手上没有sourcecode,向业者买Karels这种"免费"软件的客户,就得靠业者来为他抓虫或修改程序。这在电脑安全方面问题很多。例如,1989年,纽约康奈尔大学学生RobertT.Morris,在UNIX网络上放了个病毒,使得全美成千的电脑全当了机,想做个"解药"得有sourcecode。所以,有sourcecode的使用者找到毛病所在,写行程序丢进去就可恢复正常;没有sourcecode的人,只好等网络软件业者提供"解药"。那次事件中,有些使用者得等上个把月,才由业者那儿得到解药,或无毒的新版网络程序。

事后,Karels曾经鼓吹,为了要应变危机,业者也应该为客户提供source code,但没有业者理会这种说法,仍然不愿公开source code。

支持FSF 的人相信在"Copyleft"的办法下,Stallman 的GNU 迟早会主控电脑业界。他们认为,使用者已用口袋的钞票,迫使业界不得不放弃专属性的作业系统,如果人们一旦用上了"免费"的软件,迟早会停止购买昂贵的软件,电脑工业也就整个改观了。

照FSF 的计划,迟早她将会为PC和工作站推出能与Lotus1-2-3竞争的"Copyleft"软件。新推出时也许功能不如1-2-3那样齐全,但一定会有不少玩家为它修改,到时Lotus的1-2-3唯一能占便宜的地方,也许只剩下个"1-2-3"的名字而已。

如果软件全部免费,不得赚钱,那写程序的可怜虫吃些什么﹖Bill Gates若不在台湾高价出售他的"重"量级中文Windows,他那有钱去买十多部四轮名车﹖Stallman认为,在"Copyleft"时代,电脑软件公司还是可以靠服务和训练赚钱。

说穿了公司想赚钱,主要靠服务(如支援和训练)。如果你公司没有人会用source code,你就得请位程序设计师,来帮你修改由FSF 所得来的"Copyleft" 程序;你不必怕你出钱所改的程序会流传到另一家公司,因为那家公司也许会为这软件改头换面,帮它抓虫,或修改,或添加些新功能。而在任意拷贝的情况下,你也因而受惠。

所以程序设计师绝对饿不死,仍会像现在高价软件的时代一样,有许多「服务」的大钱可赚。而GNU 的软件也能使写程序的人更具生产力,因为他不必凡事都得由零做起,可由已有的软件来改进。所以Stallman 希望,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"Copyright" 的法律,迫使客户购买软件,而是提供服务(如技术支援、训练)。简而言之,你可请一位程序设计的人来为你修改程序,以适合你的特殊需求。

当然,不会所有的人都赞同Stallman 的主张。Lotus的副总TomLembery说:“光是说说"可以靠服务赚钱,所以免费赠送软件"之类的主张倒是不坏,但这是为了些什么﹖有什么好处﹖在我们经济体系里,谁能创造价值,谁就能因卖它而获得更多的价值。免费软件"Copyleft" 实在不可思议。”

其他对"Copyleft" 软件有所批评的人,则注意到GNU软件到目前为止就是缺少服务和支援,这将是GNU 不容易大众化的主要关键所在。DEC负责ULTRIX工作站软件的产品经理JonHall说得更妙:“我们DEC支援的不只是一、两个用户而已,而是同时支援大规模的,成千上万的使用者。但有些使用者根本不懂电脑,也不想要去搞懂UNIX,而Digital如果非得要庞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执行这样的服务,就得在软件上收取相当的费用,也得用"Copyright"来防止使用者自己拷贝和散布软件。”

抓虫并回答客户任何有关的问题,就能向客户收取以年计的费用;也唯有如此,Stallman 的"Copyleft" 软件才会普及起来。Tieman自信,他的Cygnus Support就是这样的公司。Tieman相信,一旦业者能承诺完善的"送"后服务,保证能为客户Cygnus开张的第一年,即找到100多万美元美金的服务合约,Intel就是客户之一。Intel需要一种Ccompiler给一种新开发的微处理机用,但向Intel买货的厂商都担心,Intel不能提供C Compiler的服务,所以Intel找上Cygnus,花钱要Cygnus提供"Copyleft"的C Compiler和服务。Cygnus还说:“已经陆续有人打电话来,说他们的顾客表示,如果不提供GNU 软件,就不买他们的硬件。”

也许还要好多年的时间,才能使业界接受Stallman 的"Copyleft"免费软件的观念,而排除专属性软件的统治。Stallman 绝不是个呆瓜,而GCC的受人欢迎,从不是偶然,免费软件的观念也绝对不是花招。我认为,它是真正能让软件那么美好的最重要的东西。